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路遥:我的人生和我平凡的世界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

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

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