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 陆天明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若你错过了我搭乘的那班列车。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那就是我已独自黯然离去。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s.你听那绵延百里的汽笛。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一百里又一百里 载我远去。

A hundred miles, a hundred miles……

一百里又一百里 再回不去

1961年，一曲《五百里》（Five Hundred Miles）随着美国民谣浪潮的涌动，悠扬在美国大陆之上。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喧嚣的社会大变革阶段。

肯尼迪遇刺、介入越战、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嬉皮士出现。

青年一辈开始奉行与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冲突、矛盾与变革的浓郁气息笼罩着当时的美国社会。

而彼时位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内陆，同样在经历着一段动荡且复杂的时期。

当《五百里》曼妙又感伤的曲调开始悄悄徜徉在中国青年的心中时。

谢平在大西北的深处哼唱起这首歌的旋律。

这番颇具“小资情调”的场景，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下，多少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谢平，是陆天明笔下诞生的一个人物。

在陆天明的新书《幸存者》中，“谢平”这个名字再次出现。

“谢平”的第一次出现实则是在陆天明的另一部小说里——《桑那高地的太阳》。

同样是作为书中的主人公之一。

两部作品中，“谢平”并非同一人物角色，并无重叠甚至未有交集，却共享了同一个名字。

这在文学创作中难免显得有些另类。

在采访中，陆天明坦诚这是有意为之。

与其说是一个为艺术创作而虚构的人物，陆天明更愿意承认“谢平”是他们那代人的综合体。

是那个时代构建出来的典型人物，鲜活的、真实的。

虽然已逾古稀之年。

谈话里陆天明的思维条理明晰。

这与他多年苦行僧式的创作历程和规律作息不无关系。

陆天明的儿子，导演陆川曾在微博上回忆父亲的写作生涯：

每天半夜两三点爬起来写，写到天亮，出去跑步，回来洗个冷水澡，然后写上一天。

晚上八九点钟早早休息……

老爷子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

为了完成新作《幸存者》，陆天明前后酝酿了五年时间。

创作了两年零九个月。

陆天明指着自己的鬓发笑着说，就是在这两年多时间里灰白了一大片。

当我们一同聊起书中的人物时，陆天明明显地兴奋起来。

说到动情之处，他会提高音量，像孩童一样举起双手比划，或是用力挺直腰背，身体微微前倾。

目光灼灼，仿佛要把我们重新带回那段历史里。

“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活在我周边的、我心目中的人，我太熟悉这些人了。

我的亲生的朋友，我的爱、我的恨、我的追求、我的向往，都在他们身上。”

陆天明想用笔下的人物群像，结合社会的、家庭的影响，重新解构那个历史阶段的中国。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十万知识青年接受了时代的感召。

一批又一批浩浩荡荡地奔赴新疆，投身进支边的大潮当中，誓为国家“战天斗地”。

尽管在很多后世者看来，这更像一场历史舞台上的荒诞演出。

陆天明也成为其中一员。

后来陆天明把他的反思嵌在了《幸存者》里，他借书中人之口阐述着：

任何一个人，当然包括你和我，其实都是历史舞台上被动的扮演者。

总编剧、总导演只能是时代和社会。

开往新疆的火车缓缓驶离站台，前来送别的亲人在站台上哭成了一片。

但火车上的陆天明和身边的那群青年们却笑着。

笑着离别，只因为组织要求他们笑着离开上海，笑着告别黄浦江，以表示自己开拓天地的决心。

这趟承载着青春热血和命运希望的列车，就这样轰隆隆地驶向西北土地的深处。

实际上，这并不是陆天明第一次“上山下乡”。

约摸五、六年前，14岁的陆天明尚在读高中。

与现在的14岁不同，那时他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已是要直面革命的年代。

正是这一年，国家颁布了一份文件。

其中首次提到了“下乡上山”，号召青年们要做改变国家命运的农民。

少年的赤诚之心让陆天明迫切地想要投身到这场在当时被认作是“为国为民”的运动中去。

为此还特意把户籍里的年龄增加两岁。

一切轰轰烈烈。（励志语录网 www.lz16.cn）

只不过，陆天明没想到母亲会是第一位反对者。

父亲早逝，母亲只身拉扯着包括陆天明在内的四个孩子长大成人。

一家五口就挤在上海一处13平米的房子里生活。

上面铺着油毛毡。

作为长子，陆天明要离家下乡，母亲自然是不愿意。

但陆天明并没有为此作罢，他想出的办法是一天一封信压在母亲的枕头底下。

满腔热情地向母亲解释他的初衷和他的理想。

就这样陆续写了20来封，母亲终于同意了。

陆天明如愿去到了安徽芜湖天平县三口乡，是这批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那批同去的人里年纪最大的是一位女学生。

陆天明印象深刻，当时18岁的她，已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一年级的学生。

为了“下乡”当农民。

她在最美好的年华放弃了大学，放弃了表演系，就这样投身进时代的大潮。

最后，却又因为严重的胃下垂无法劳动，她被遣回了上海。

回忆起这个女学生时，陆天明直起身板。

手抬在空中指着自己挥了挥，第二次对我说：“这就是我们这代人”。

15岁的陆天明在三口乡煞有其事地当起了山村学校的地理老师；

16岁那年，他又成了中心小学的老师。

16岁，正是一个青年长身体的时候，但当时条件的限制，陆天明一天只能喝上两碗粥。

还是清寡得只剩汤水的粥。

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期营养不良，陆天明最终还是病倒了，他开始吐血。

同他的父亲一样，感染肺结核。

在那个年代，由于医疗水平的低下，肺结核依然是骇人的疾病，因病致死的不在少数。

“我为什么说剖开这些文字要有血流出来，我们确实流了血。”

陆天明说，这代人尽管真实流血的并不算多。

但从抽象的意义上、形而上的意义上，每个人都吐了血，这个血他现在要呈现出来。

由于那次染病，陆天明被破例送回上海。

这对于陆天明而言并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陆天明看来。

那个时候如果无法走到最艰苦、最底层、最落后的地方。

和最没有文化的人民一起改变祖国面貌，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才是最可怕的。

养病期间，他上午赶去街道团委帮助工作。

下午就蜷缩在上海市图书馆“拼命”看书，一点半去，直到九点半闭馆回家。

以至于多年以后。

陆天明把这段经历看作了他的“社会大学”。

他的“中文系”就是在图书馆里读着苏俄文学小说完成的。

三年之后，国家又响起了“支援新疆、扎根边疆”的动员。

已经是街道团委副书记的陆天明很快就决定要再次“下乡”，踏上前去新疆的列车。

这次征途也并非没有阻拦者，只不过阻拦的人从母亲变成了组织上的领导。

当时，领导认定陆天明是个好苗子。

不打算放他去新疆，就对他说：“你是团委副书记，你动员别人就可以了，他们走了以后。

你就可以留在机关当正式的公务员。”

谈一次不行，又谈第二次。

陆天明最终没有留下来。他义无反顾地报了名，远赴新疆，而这一去就是12年光景。

两次注销上海户口，只为下乡垦荒。“你们相信吗？有这么傻的人吗？”陆天明在一次自述中反问。

尔后，他像是解释又像是反思地说到，“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就是走了。

要和人们一起改变祖国。

那就是义不容辞，确实义不容辞。”

从上海驶离开往新疆的那趟火车，在陆天明的回忆里犹然深刻。

延绵的汽笛声逐渐远去，如同《五百里》中的歌词：

一百里又一百里，载我远去；一百里又一百里，再回不去。

直至站台和亲人消失在视线中，火车上的青年们才抑制不住地“哭倒在地板上”。

一群人的青春年华也在此转折。

“这批人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完全被裹挟的、瞎闹的，并不是。

他们是完全把国家、革命当做自己生存的基点。

然后命运却让他们拐了个弯。

没有人把这个命运的拐弯写下来，没有人把这中间很多历史真实写清楚，都简单化了。”

承载他们的那趟列车驶过火焰山，驶过吐鲁番，还遥遥未及终点。

到了乌鲁木齐还要奔着西走上两天两夜。

火车外就是茫茫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草，黄黄的、黑黑的，完全没有人。

车上有女孩就哭了。”

对这群知青来说，遥远的路途只不过是第一道坎。

新疆7月的太阳简直能把人烤干。

为了盖房，他们需要在酷暑里扛土块。

5公斤的土块一天要打3000块，到了晚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为了灌溉，他们要靠铁锹手工挖大渠，手掌上生生都是血泡。

身体上的苦痛还可以咬牙忍受，精神上的贫瘠却让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由于电力的匮乏，二三百人驻扎的万亩土地。

到了夜晚就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漆黑。

没有电视，没有电台，唯有一支大喇叭，一天播放两次，每次半小时，只播本场新闻和中央新闻。

渐渐地，一种复杂又煎熬的情绪在他们之中蔓延。

陆天明的记忆里有一个抹不去的场景——当时如果有去往乌鲁木齐的长途班车从身边经过。

所有人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就站在那目送长途班车远去，久久不动。

当年陆天明所在的农场离新疆著名的矿区炼油厂只有6公里。

每天晚上矿区星星点点的灯光像一段银河，映入陆天明的眼帘。

这让他忆起了黄浦江边的万家灯火。

看着那片灯火，看着自己，又回想白天向乌鲁木齐开去的班车，心中就泛起丝丝对乘车人的羡慕。

“真的就这么一辈子待在这儿了吗？”

“我们都已经到了最底层，最穷苦、最落后、最边远的地方，我们还能怎么办？”

这是当时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无论曾抱有怎样的信仰或愿望来到这片土地。

面对眼前的困难、诱惑、利益纠葛，他们的内心开始产生动摇。

当时有一个与陆天明在上海同街道的女同学，是陆天明当年亲自动员到大西北来的。

也正因此让陆天明后来对她心怀深深的愧疚。

女同学的父亲当时在上任高级职员，18岁的她是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了新疆。

但是，对那时到新疆的女知青，统统只有一条要求。

干活好能劳动就行。

可偏偏这位女同学干活不行，她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从自视甚高变得自暴自弃。

她很快就找了一个品行不端的上海司机谈起恋爱，不久就生了孩子。

后来，那个司机沦为了罪犯，而这位女同学也沦为了从犯。

几年之前，陆天明还特意回到新疆去看了看她。

那时她穿着长大褂，依然说着革命语言，她已经不知道世界和未来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悲剧是个例，但却有它深层次的典型性。

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面前，我们往往都在扮演着半是同谋者半是受害者的角色。

陆天明在他的新书中留下了这句话，有些悲情，又有几分无奈。

这些真实的历史碎片却没有被人记住，没有被人看到。

这些人，这些经历，这些故事，成为了几十年后陆天明重新审视过往时最不能放下的世事。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说的话赶紧说出来。

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否则很多人的历史就埋没了。”

在多次采访中，陆天明总是反复强调着这句话。

他要做的是为这一代人立传。

这是他在这般年纪还以“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写下《幸存者》最根本的初衷。

陆天明把这一代人称作“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

在他看来，尽管逃不出时代的桎梏，或沉浮、或堕落、或平庸，这代人依然是能够做到不顾自己。

去追求真正的无私的一代。

“当然也做不到绝对的无私，但我们仍然把它作为人生的追求。

我们曾经做过或者努力做过一个人类中最纯洁、最崇高的人，这是这代人内心无悔的追求。”

“青春无悔”的宣言式表态难免引起嘲笑。

但对于陆天明来说。

知青们诉说“青春无悔”时是内心真诚的，旁观者的嘲笑是源于对时代和历史的无知。

当年的奔赴下乡并非只是单纯头脑发热的跟风，陆天明在《幸存者》中借用托马斯·沃尔夫的话：

狂热冲动不光是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

陆天明的解读里，这一代人的狂热与冲动是因为他们曾发自内心地追求过无私。

被赋予去和最底层的人民站在一起。

去改变中国、去移风易俗的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崇高的。一个人曾崇高过，这是一生之中最值得自豪的东西。

每代人都不能逾越过时代给予的特点和桎梏，这是陆天明认同的。

在他看来，那个年代背景下他们所肩负的、被赋予的人生目标便是追求无私。

而在尔后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这很难再成为任何一代人人生的唯一目标，“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新环境下肆意滋生。

这也是他定义“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来由。

没有人把中国曾经产生了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故事认真记录出来。

促使陆天明迫切地想要写下《幸存者》，完成“中国三部曲”。

他想告诉遗忘或者忽视了那段历史的人。

曾经确实有一代以追求无私为自己人生最高目标的人。

为中国的未来付出过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些人的故事不应该被淹埋在历史灰烬中。

于是，一个又一个现实又残酷的人生片段被陆天明映射到了《幸存者》之中。

“作品里70%、80%的情节和细节都是真实的”这也让这部小说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

每一个与时代挣扎、反抗、重塑的人物身上，又反射出切肤的真实感。

“我无数次在写作过程中落泪。

因为重新进入到那种环境中去，把生命的历程重新拉回来，这很难得，也是最后一次经历了。”

诉说惊涛骇浪的年代，陆天明怀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

这种浓郁的感情也渗透在《幸存者》的字里行间。

从结构、语言风格，甚至于标点符号的运用，都呈现出一种热血沸腾的情感和怒吼。

陆天明希望他所倾吐的东西能像子弹一样穿透心灵。

在微博上，作为《幸存者》的第一位读者。

陆川为父亲的作品写下了几句话：“用文学去记录一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史这份责任。

只有他们还在坚守。

这份坚守尚存，或许还能给中国带来又一次。

《绿化树》《黑骏马》《红高粱》《古船》《心灵史》《泥日》这样振聋发聩般的声音。”

每个时代的新一代总会有新的理想，但总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内核会在两代人之间不谋而合。

文/邢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