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着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原籍浙江绍兴。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
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着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
三位母亲：
12岁的周恩来告别乳母，离开家乡到东北就学。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周恩来曾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到3个“母亲”。“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乳母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大鸾出生
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而出生地则是江苏淮安。
1898年3月5日清晨，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淮安县前身）城内的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一个面目清秀的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日后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周恩来。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获得过清代教育制度的最高学位“国学生”，官阶曾是“主事衔”（正六品），当过文书即师父，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大鸾”。
在周贻能看来，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周贻能认定取这种神鸟为名，象征着吉祥、幸福、天下太平安宁。
大鸾降生时，正值中国被宰割得四分五裂，家境也渐没落。周贻能与所有中国民众一样盼望民族复兴，天下太平。
通情达理的万十二姑
大鸾的生母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习惯叫她万十二姑。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小时候也曾跟随父亲出入官宦门第而见多识广。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能干，周家的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
长子长孙大鸾的出世，多少给周家这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带来了一线生机。
大鸾到半岁的时候，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时，一位信奉神明的亲戚给周贻淦的妻子陈氏出了个主意：“假如把大鸾过继给你们，就能冲喜消灾，贻淦的病也会好起来的，你也可以免除无后之苦……”
周贻能起初很是为难。他需要长年在外面做事，挣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刚有这么个儿子，就要送给别人，的确舍不得。但万十二姑是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之人，为弟媳今后的生活着想，万十二姑忍痛将大鸾过继给了周贻淦和陈氏。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仁慈礼让，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比较好的修养。大鸾过继那年，陈氏才22岁。
然而，收继子的喜悦并未给周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即离世而去。
陈氏悉心教养
由于年轻守寡，陈氏很少出门，终日守在家中与养子大鸾相依为命，把全部的感情、心血和学识都倾注在对大鸾的扶养和教育上。
不久，陈氏在当地给大鸾请来一个乳母蒋江氏，3人一同生活。蒋江氏是一位20多岁的劳动妇女，丈夫是轿夫。乳母同样慈爱、淳朴、宽厚，她哺养大鸾时，也把劳动人民勤俭朴实、行善积德的美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大鸾。大鸾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和背诵唐诗。这年生日那天，陈氏为大鸾买了一件生日礼物——一只小柳斗，寄望孩子将来的学问能用柳斗装。从此，这只小柳斗就一直伴随着周恩来，而今则被保存在他的故居内。
恩自日边来
过了1903年新年，陈氏考虑送大鸾进私塾读书。那时进私塾，一要拜孔夫子，二要拜师。开学那天，正是大鸾5岁生日。先生端详了半天，问道：“学名起了没有？”陈氏连忙说：“起了，叫恩来，恩德的恩，来去的来。孩子是‘恩’字辈的。”
“好名字！恩者，爱也；来者，未来也。《诗》云：‘恩斯勤斯。’《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位私塾先生摇头晃脑地道白。
陈氏一听乐了：“‘恩来’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孩子是清晨生的，他的名字好比先人所说的：恩自日边来。”是呀，这一名字，包涵了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和厚望。这位嗣母没有想到，她给大鸾取的这名字日后叫响了全世界。
“学名不错，既然这样，我就给起个字吧。”
先生略为沉吟，说：我看就叫翔宇吧！这孩子长大一定成大器，像只大鹏神鸟一样，飞翔在天地之间。
嗣母对周恩来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背唐诗，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之后，他先后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和艺术修养却是最早的熏陶。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在所写的《射旧忆旧》一文中，曾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下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
淮安的历史上出过不少着名人物，如汉三杰之一的韩信、南宋的抗金英雄梁红玉、抗英名将关天培、汉赋创始人枚乘等都出生在这块土地上。陈氏经常给周恩来讲这些历史名人故事，讲者不倦，听者不厌。
40年后，周恩来还曾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指养母）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1907年春，万十二姑因患胃气痛病（胃癌）而去世，终年30岁。
一家的重担便压在了陈氏的身上。看到嗣母面色苍白、身体消瘦，且一阵阵撕心裂肺地咳嗽，年幼的周恩来束手无策，他不知道嗣母这时已患痨病，也就是当时被称为“白色瘟疫”的肺结核。
1908年7月，陈氏病故。周恩来身穿用白粗布做的孝服，护随灵枢，坐船到淮安。灵柩又被抬到周家坟地，埋葬在周贻淦的旁边。就在1年半前，周恩来曾护送他的生母的灵柩到过这块坟地。在1年多的时间内，周恩来接连失去了生母和嗣母，不禁万分悲痛……
远离乳母
对周恩来的不幸，远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的伯父周贻赓有所耳闻。周恩来对伯父有很深的感情。周贻赓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聪颖、机敏，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写信要他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决定离开老家，出去闯一闯。
离开淮安之前，乳母蒋江氏给他添置了新衣，为他准备临行的衣物，叮嘱他路上要小心，照顾好自己。
这一走，没想到一生中他再也没回淮安。
他后来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
自12岁离开家乡到东北，到他78岁在北京病逝，66个春秋里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过那生他养他的古城淮安。
思念家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1959年1月的一天，周恩来从广州开完会乘专机返回北京，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万里无云。当座机快飞临淮安上空时，周恩来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不顾飞机的颠簸，踉跄着走向驾驶舱。成元功怕他跌倒，忙站起来紧跟着他往前走。周恩来进入驾驶舱后，就对正在全神贯注驾驶飞机的机长袁桃园说：“小袁，快到淮安上空了吧？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
这时，周恩来就像一个长年在外的游子看到了久别的母亲一样，紧贴机窗，神情专注地俯瞰着机翼下的故乡淮安。
双眼湿润，好久没有说话，完全陷入了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回忆之中……
尽管周恩来再也没回淮安，但是他始终把对3位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每逢母亲们的祭日，他总要独自一人含泪焚香静坐，表达对母亲的思念。
周恩来的一生，从性格、学识。修养到为人处事等等方面，都受到他母亲们的影响。3位母亲的教育和启蒙，为他日后所走的道路及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旅欧时期，他写的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3位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向来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人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并请有关方面帮助查问一下乳母家里还有无后人在世。
当年，母亲们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日后又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他心里包容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亿万中华儿女的冷暖、世界五洲四海的风云。
沈阳求学：
他刚到东北时，奉天府（今辽宁沈阳）一时还没有合适的学校可读，所以先随三堂伯到铁岭进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了半年书。这年秋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建成。伯父把他接到奉天府，插入这所学堂的高等丁班学习。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暑假中，周恩来到他同班同学何履祯家去做客。那里是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正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村后的山上留有沙俄立下的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建的塔。当地的老人向他们悲愤地诉说沙俄军队血洗这个村子时的悲惨情景。何履祯的祖父何殿甲带他们到日俄两军曾经激烈争夺过的烟龙山察看，并且写下这样的诗句：“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富于感情的周恩来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就在这些年头里，他时刻关心国事，养成了坚持读报的习惯。他自己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每天必读。有一天在报上看到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的消息，他大声地说：“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连串问题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周恩来的心中，成为经久持续的动力，推动他不断向前求索。
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时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从爱国到革命，这几乎是一切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那时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六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位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很富于正义感，在宣统年间就剪去辫子，经常向学生鼓吹反清革命，并且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拿给学生读，还曾把邹容充满激情地鼓吹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借给周恩来看；另一个地理教员姓毛，倾向改良派，介绍学生看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周恩来在高老师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当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时，他剪去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十门。它的“新”当然有限得很，但比起旧式的私塾和书院来，这些课程毕竟在周恩来眼前打开一个新的天地。他在学校中学习认真，有礼貌，守纪律，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国文的成绩尤其突出。课余常爱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他的作文常被教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一九一二年十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他当时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对校长和教师，他也提出恳切的要求：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
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但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和引人注目的才能。他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对教育的目的和师生的责任也作了比较好的阐述。国文教师读到这篇作文后十分高兴，在卷末批了几句话：“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第二年，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把这篇文章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中。一九一五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以后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也先后把这篇作文收入了。
周恩来到东北另一个好处是学会了交朋友。他的性格是温和的，但他对无理的横暴决不低头和退缩。他初去东北时是个比较文弱瘦小的孩子，说话又有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一些大同学骂他是“小蛮子”，经常打他，欺侮他。经过两个月，他就想法子交朋友，出入时同一批和他一样瘦弱的孩子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大同学再来欺侮，他们就抵抗和对打，那些大同学也就不敢再欺侮他了。
学校里有一个姓吴的老校工，工作很辛苦。周恩来经常起早来到学校，帮助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个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八个铜元给他，帮助他治病。
到东北后，在周恩来身上还带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把他的身体练好了。童年时，周恩来的体质是比较弱的。东北气候寒冷，风沙漫天。在这种新的环境里，他一直坚持在凛冽寒风中跑步、踢球、做操。他的生活又比较俭朴。经过几年，把他的体格锻炼得很强健。后来，他对辽宁大学的学生说过：“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他又说：“吃高粱米，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使身体能适应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这时的周恩来，同他在苏北的童年时代相比，已有了显着的变化。但更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他到天津进入南开学校以后。
东渡日本：
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友好，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19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惟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启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此诗里，周恩来决心终身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待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待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做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做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洋洋。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惟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待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寻求真理：
920年底，周恩来和1500多名其他中国学生一起远涉重洋，来到欧洲，寻求革命的真理。这一年的12月，周恩来等人乘船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然后转乘火车北上巴黎，开始了他在法国的将近4年的留学生活。周恩来到法国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因此，他到法国后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在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聚居的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奔走于欧洲各国之间，开展革命工作。
巴黎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有一条幽静的小街，名叫戈德弗鲁瓦街，这条小街上的一座小旅馆—戈德弗鲁瓦旅馆，就是周恩来当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在这里每天都撰写文章，向国内详细介绍法国和欧洲的政治社会情况和华人的生活状况。
每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他就到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区的咖啡馆演说，宣传革命真理，驳斥和揭露反动派的谬论。听过他讲演的人还记得，周恩来的讲话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因此，在他讲话时总是掌声不断，他讲话给在座的华工和中国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还流传着一个“周恩来的雪茄”的故事。巴黎市中心有一条大街，叫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在这条街上有三个有名的咖啡馆，其中一个是春神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门前悬挂的一块写有“周恩来”三个字的牌匾吸引着过往游客。据咖啡馆老板介绍，春神咖啡馆建于法国第二帝国末期，大约是1870年左右，这个历史悠久的咖啡馆是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政治活动家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据当年曾经在这里当过招待员的帕斯卡尔回忆，他对那些来这里一坐一整天的穷学生们充满同情，有时甚至接济一下他们以解燃眉之急。而其中这位亚洲青年尤其令人好奇，因为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年轻人的眼神似乎具有磁力。他很佩服这位远离家乡、立志改变世界的中国人。于是，两人成为熟悉的朋友。……多少年过去了，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中国人，告诉帕斯卡尔，已经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问候他，同时给他带来了一盒帕斯卡尔最喜欢的雪茄烟。
经过在法国一年多的学习和斗争实践，周恩来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他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信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他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922年，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6月和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曾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相继成立。周恩来担负了领导工作，周恩来曾在1922年初去德国，1923年2月以后，他又回到巴黎，专做党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在法国那段战斗生活以及与法国人民结下的友情。他在1963年会见法国记者时曾深情地回忆他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我和我们的外长陈毅元帅40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
法国人民对周恩来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也始终充满了尊重和崇敬。1979年法国政府和巴黎市在戈德弗鲁瓦旅馆前为周恩来的纪念牌举行隆重的揭牌仪式。这块带有墨绿色花纹的大理石纪念牌悬挂在戈德弗鲁瓦旅馆外墙上，纪念牌上端镶嵌着周恩来总理的半身铜像，下面镌刻着几行金字：
“周恩来，（1898－1976）1922年至1924年在法国期间这在这所房子里。”
在“周恩来”的法文名字的上方，还刻有“周恩来”三个中文字，这是邓小平同志亲笔所书。
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当时的巴黎市长、后来也当选为法国总统的希拉克都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据报道，这两位领导人都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了周恩来总理一生的革命业绩，回顾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活以及他对法国的情谊。吉斯卡尔德斯坦说：“对这位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我们希望在他开始自己的战斗生涯和对法国产生友好情谊的地方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希拉克说，所有的巴黎人和全体法国人民对周恩来都有着怀念之情，而“这是对法国的一位朋友的怀念”，纪念牌的揭幕标志着这种怀念将在法国人民中世世代代传下去。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