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著名诗人余光中今日(14日)在高雄医院过世。

 

享年89岁。

 

如今,这位生于金陵城中的“茱萸的儿子”在大洋彼岸永远地去了。

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他的“乡愁”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只留下一首首诗歌作品,让我们品尝回味。

 

许多人知道余光中,是源自那首著名的诗——《乡愁》:

 

十点读书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首流传甚广,被誉为“乡愁”代表作的诗歌,写于余光中44岁那年。

 

据说写好这首诗仅用了20分钟。

 

而之所以能写这么快,是因为这种乡愁已在他心中酝酿了整整20年。

 

1950年,在时代的洪流之中,22岁的余光中随父母漂流到海峡对面的台湾定居。

 

和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大陆青年一样。

 

一直到1992年,余光中才再次踏上这片生养他的土地。

 

在这漫长的40多年的时间里,余光中用写诗抒发郁结在他心中的思念。

 

他的文学创作中,“乡愁”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除了《乡愁》这首诗,我更喜欢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同样的乡愁主题。

 

丰富、惆怅、意蕴深厚。(励志语录网 www.lz16.cn)

 

这篇散文不仅教会了我“原来雨是可以拿来欣赏的”这一美学启发,还让我初步领略了何谓散文之美。

 

文中,余光中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自己漂泊的过往,“我是广义的厦门人......

 

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

 

而翻开余光中的履历簿,会发现,其实早在9岁那年,他就开始了迁徙、漂泊的一生。

 

我出生在南京,9岁以前南京一直是我的家。

 

9岁那年我逃过了一劫,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离母亲和我不过100公里。

 

九年以后,为了逃避战争,我和母亲仓惶告别南京,也告别整个大陆。这一别就是半个世纪。

 

到2000年的时候,我才重回石头城。

 

逃难途中,他们住过破庙,在佛像下躲过追捕。

 

后来,母亲带着他经由水路过香港,绕道越南,再由昆明到重庆和父亲汇合。

 

在重庆大后方,余光中度过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

 

读书、学习、成长。

 

余光中对那里有着许多美好的回忆,直到晚年仍能说得一口重庆话,称自己“川娃儿”。

 

战争结束后,余光中考上金陵大学外语系,谁想到又一场战争到来......

 

1947年余光中辗转到香港,1950年到台湾。

 

最终毕业于台大外文系。

 

对余光中而言,他的乡愁是多重层次的,既有地理上的想回不能回的想念。

 

“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

 

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

 

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在台湾,余光中住的街道叫厦门街。

 

在一篇文章中他写,不能在厦门而在厦门街,想来虽悲哀,也是一种安慰。

 

也有文化上的乡愁。

 

他时常回味故乡,那里的诗词歌赋、人文山川。

 

甚至下雨的时候,“想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他写过一首诗叫《乡愁四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罗大佑给这首诗谱了曲,台湾杨弦将这些诗谱成曲唱出来。

 

直接引领了台湾的民歌运动。

 

因为,后来大陆的孩子们听到这些歌,看到这些歌词也被深深打动。

 

在那个人人都读诗的年代。

 

乡愁是共通的。

 

在台湾,梁实秋可谓是余光中的伯乐。

 

曾给出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这样高的评价。

 

早在余光中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梁实秋偶然看到余光中的诗。

 

觉得这个后生前途无量,不禁提笔回信给他指点迷津:

 

“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些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

 

所以虽然还在学校读书,余光中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而梁实秋也亲自为他作序。

 

余光中的诗作传播到大陆来,则在1982年,这也完全归功于著名作家流沙河。

 

当时流沙河在《星星》诗刊当编辑。

 

那是一个全民读诗的时代,经过一个朋友的引荐读到了余光中的诗,大为赞赏。

 

1982年,《星星》连续12个月,分别介绍了“台湾诗人十二家”,3月号介绍了余光中的文字。

 

当时流沙河给余光中写信表示欣赏他的诗歌。

 

余光中回信说:

 

“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

 

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

 

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而后之诗人见贤思齐、创造中国新诗的努力,也是值得彼此鼓舞的。”

 

余光中还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

 

《乡愁》《听听那冷雨》也是在那之后流传到大陆的。

 

经历过文化断层的读者们在余光中的作品中发现了深厚的古典文化的底蕴。

 

被他华丽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所吸引。

 

读余光中的诗和文,会以为他是一位忧郁、敏感、多思的人。

 

其实他不只有乡愁的一面。

 

也有幽默的一面,这点和他的老师梁实秋很像,他把有趣作为社交中的一种很好的润滑剂。

 

据说,余光中刚到中山大学执教,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

 

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

 

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

 

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学生们都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

 

余光中喜欢开车,而且喜欢开快车。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他曾三次前往美国进修,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学会了开车。

 

他甚至写了首诗叫《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诗中想象李白飘飘然欲醉。

 

然后开车回高雄。

 

李白快车开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

 

“我叫他慢一点。

 

我说,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比安史之乱的伤亡率还要高。”

 

余光中觉着应该坐王维的车,王维的车很慢。

 

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我的四个假想敌》,读来特别好玩,让人发笑。

 

他生活在女性世界,一位妻子,四个女儿。

 

他说自己家就仿佛女生宿舍一样。

 

“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

 

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

 

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则是宿舍的舍监,需要时刻提防着有男士来娶走自己的女儿。

 

写说,“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

 

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

 

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每个父亲舍不得女儿出嫁的心态,大概都是如此吧。

 

关于婚姻,余光中在文中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夫妻相处是靠妥协。”

 

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生活中的余光中很简单。

 

他不烟不酒,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吃饭一般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

 

不喜欢社交,对那些不想见不必见的人就不见。

 

对有共同志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教学的七年,他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往来无白丁。

 

生活规律。

 

以前他每天去学校教书,回家来就是呆在书房里,读书、写稿,经常熬到半夜一两点。

 

家人都笑他是“书呆子”。

 

余光中的朋友写文章回忆:到了晚年,余光中虽然还写作。

 

但生活变得规律了。

 

早上六点半起床,七八点吃早餐,十二点半午餐,晚上六点半晚餐。

 

因为年纪大了,晚上十一点一定上床休息。

 

他没有什么物欲,她的女儿幼姗说:“父亲不挑食,不讲究美食,但注意养生。

 

譬如香蕉一次只吃半根,西瓜凉性晚上一定不吃。

 

工作结束后会看电视休闲,也看连续剧,最喜欢《琅琊榜》,也看《芈月传》。

 

他的生活单纯,以前就是教书、写作、开会、演讲、评审、出国。

 

几十年下来也就是这样。

 

他喜欢静,不擅交际。现在年纪大了,很少外出了。”

 

直到80多岁,余光中仍然脑筋清晰,精神矍铄。

 

他甚至在一次采访中说,“再给我5年,到95岁,我要订一个五年的工作计划。”

 

然而,现在他还是去了。

 

有一次回大陆,余光中看到黄河,亲手摸了黄河的水。

 

他说,“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

 

这几年,我陆续把几个女儿带到中国各省去,让她们体会一下老爸当年离开茫茫九州时的心情。”

 

我想,不只是他的女儿能体会,看过他诗文的读者们也可以体会这种思念和乡愁。

 

文/十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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