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吉,是蒙古族人对母亲的称呼。

第一次见她,她正站在门口。我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妈妈!”

她拉着我的手,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叫额吉!”

桑兰:亲亲的额吉

于是,我就叫她额吉。这一叫,就是十年。

十年前,我和毕力格相爱了,但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毕力格的父亲是地道的蒙古族人,希望自己的独子也能找个蒙古族姑娘。

毕力格秉承了父亲的固执,他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然后我们领了结婚证。

知道我们结婚后,他父亲拒绝和毕力格说话。我们打电话回去,一直是额吉接。再后来,工作忙,打回去的电话越来越少。

额吉就打给我们,每次都是话没说出口,笑声就先传到了。

有一次,她一张口就说:“佳佳啊,我学会打电话了,这次是我自己按的!”

说完,就笑了。

我也跟着笑。额吉跟我无话不说,我知道,她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于是我就静静地听着,偶尔说说毕力格的坏话。

快要挂电话时,她会补一句:“呀!忘了跟儿子说了,下次吧。”

是不是真的忘了,我不太确定,但她先儿媳后儿子的做法,让我很受用。

毕力格有时会酸溜溜地说:“额吉满脑子都是你了!”

婚后第一个新年,额吉动员我回草原过年,我一口答应下来。说好腊月廿六动身,但腊月廿那天,毕力格被公司临时派往深圳出差。

腊月廿二晚上,我接到他公司的电话:毕力格在高速路上超速行驶,车毁人亡。

恍恍惚惚中,我从火车站到机场,又从机场到火车站,始终无法赶到事故现场。

我站在汹涌的人潮中,眼泪一个劲儿地流,鬼使神差就拨通了额吉的电话:“怎么办,额吉?我到不了深圳,他出了车祸,我怎么能不去?额吉……”

只有这一次,额吉既没说话,也没有笑。

我语无伦次,不敢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稀里糊涂地挨了三天,她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地摸着我的头发。我俯在她怀里流泪,像个无助的孩子。

处理完毕力格的丧事,额吉陪了我几天。有她在,我感到很踏实。有一天夜里起来,我听到另一间屋里有声音。我轻轻走过去,看见额吉用被子捂着嘴抽泣。

我突然明白,老年丧子,她其实比我更心痛,而她却掩饰着伤心来安慰我。

第二天,我细细地打量她,好像一夜之间她老了许多。我故意说:“额吉,你做的饭不好吃。”她很内疚的样子,坐立不安。我狠下心,视而不见。

当天晚上,额吉说:“我想回去了。”我没说话。

我把额吉送到车站,看着她步履蹒跚地走到站台上。转身的瞬间,我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这一次,是为额吉流的。

额吉走了没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拿着化验单,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天,没舍得把孩子做掉。这,也许是毕力格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关联。

春节一过,我就辞掉了工作,回故乡找了一份闲职,安心等待孩子的出生。三八妇女节前,我突然接到额吉的电话。

那边风很大,她好像在喊:“佳佳啊,换了地方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无语。

她说:“不管毕力格在不在,我都是你的额吉。”

说完她就笑,我也跟着笑。一恍惚,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她说:“羊今年能下好多羔,一定让你吃上我做的手扒肉。对了,你家在哪里?”我笑了:“还是你笨吧?知道我的电话,还看不出我在包头?”

她一听:“哎!太好了,比北京近多了!”

此后,额吉的电话就再也没中断过,我单调的生活多了一份牵挂。

儿子出生后,我腾出时间专心工作。

额吉的消息渐渐地时有时无,我开始感到不安,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儿子四岁那年,额吉突然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汽车站接我?”我吓了一跳。等我把她接回家,她掏出一大堆奶皮、奶酪、风干牛肉。

最后,她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喜滋滋地说:“你看。”

我扫了一眼,是个陌生的青年男子。

她说:“镇上老张家的儿子,在包头当公务员。

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们撮合。”

我笑了:“不合适。”

她白了我一眼:“你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吧?”

我忍了又忍,说:“我早找了,儿子也有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儿子回来了。她推了我一把:“你不对啊!不告诉我,还不请我喝喜酒。”她说笑着,跑去抱孩子。

额吉把孩子放在腿上,摸摸他的脸,又摸摸他的手,细细地端详。儿子居然不认生,冲着她笑。我看着,心里酸酸的,却没勇气告诉她真相。

我想,我另嫁他人,又有了孩子,额吉就不必总牵挂我了。这样,其实很好。

额吉回去以后,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五百元钱,我把钱给她寄了回去。没过几天,她又把钱寄回来。从那以后,她隔两个月寄一次钱,三五百不等。怕她生气,我只好收下。

每次打电话来,她总是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让孩子叫她额么格(蒙古语,奶奶):“就一声,就叫一声行不行?”儿子不肯叫,她就很失望。

后来,儿子和额吉渐渐熟悉了,两人在电话里唧唧喳喳说个没完。儿子也终于开口叫她额么格,她高兴得直笑,笑声在三米以外都能听到。

儿子七岁那年的国庆节,我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我打电话告诉额吉:“以前那个男人对我不好,我打算再婚了。”她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婚礼前夕,额吉准备了精美贵重的蒙古族服饰前来祝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它作为结婚礼服。额吉很兴奋,大口喝酒,借着酒劲儿给大家唱歌。

回去时,额吉要带儿子回家住几天。

送她到车站,我说:“额吉,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要这么兴师动众。”

她的脸上沟壑纵横,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一驼,显得矮小单薄。

她笑了:“谁让我是你的额吉呢。”

我目睹着车子渐行渐远,想起了七年前,她捧着毕力格的骨灰离开北京的情形。

七年后,她再次从我眼前一点一点消失,旁边是活蹦乱跳的儿子。

她不知道,儿子的生命里流淌着她的血!

儿子回来后,我决定把真相告诉额吉,又考虑到在电话里不太好说,想抽个时间到额吉那里,最终却因为一些小事没能成行。

这一拖,又是一年多。今年春天,毕力格那个倔犟的父亲,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佳佳,你额吉好像不行了,她很想见你们母子俩。”我来不及多说,带着儿子赶了过去。

额吉躺在医院里,气若游丝。看见我,她的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我拉着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她断断续续地说:“你要……笑话额吉了。说不行……就不行了。”

我感觉她好像笑了一下,然后就气息全无。

安葬了额吉,收拾她的遗物。柜子里有个蓝布包,里面还有包,里里外外包了四五层,藏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儿子的六寸彩照,一张是毕力格两寸的黑白照片。

公公说,那是毕力格小时候照的。不说我也知道,卷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他和儿子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原来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从我第一次叫她额吉开始,她就明白,我和她的牵扯一生都割不断。不管毕力格在不在,甚至不管我有没有儿子,她都要给我当一辈子额吉!

我的额吉,亲亲的额吉!

摘自《女士》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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