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

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唐达成:大勇者的风度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侧,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返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六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1994年夏

书为伴,笔同行,彼同心。语录集-最美语录